1977年台湾地方选举的胜利和中坜抗议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党外势力。

从此以后，党外人士基本上结束了原先单枪匹马打天下的局面，也避免了在同一选区互相残杀、让国民党籍候选人坐收渔利情况的出现，掀起了一股新的联合竞选、集体参政的热潮。

1、中山堂事件

为了参与定于1978年12月举行的“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一大批党外人士以各种名义举办募款餐会和政见演讲会。当年10月，党外主要代表人物齐聚台中，决定成立“党外人士助选团”。

该团由黄信介任总联络人，施明德任总干事长兼发言人，陈菊任秘书长，下设美工组、资料组、英文秘书、选讯编辑组、总务组，算得上是组织完备。

此后，该团又向党外候选人提出了“十二大政治建设”，作为共同政见。此举被称为“近30年来台湾党外人士第一次共同提出政治见解”。

其主要内容包括“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省市长直接民选、“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化”、开放报纸杂志、开放“党禁”、解除“戒严令”及大赦政治犯等。

12月5日，“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在台北市中山堂召开大规模的“党外候选人”座谈会，到会的党外人士及其他人士共约500人，被称为“党外30年来第一次盛会”。

座谈会一开始，按程序要唱“国歌”，由于司仪要求与会者把歌词中的“吾党所宗”改为“吾民所宗”，以切合党外的身份与立场，并表示三民主义“为全国人民所信仰”，而非国民党所独专，引起在场的《疾风》杂志负责人劳政武等“义士”出面抗议，双方发生争吵。

劳政武想上台发言，结果在满场哄笑声中，被一群支持党外的群众驱逐出会场。这就是所谓的“中山堂事件”。

由于有了这次因修改歌词而发生的纠纷，党外人士以后的集会，干脆就免唱“国歌”。

2、余登发案

12月15日，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发表，国民党当局陷入一片惊恐之中，于是宣布台湾处于紧急状态，下令取缔一切竞选活动，并决定将即将进行的选举延期举行。

选举中断后，党外助选团仍不断活动，要求恢复选举，抗议的主要形式是发行刊物和街头演讲、游行示威。

党外人士还联名签署《党外人士国是声明》，表明基本立场。决定自1979年1月29日起，从台北出发作环岛拜年活动，沿途散发“国是声明”，并商定于2月1日在高雄县桥头镇余登发家举办“党外大会餐”，有人甚至主张借机组建新党。

党外的上述动向，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高度重视。

1月21日，国民党当局决定“先下手为强”，以“涉嫌共谍吴春发案”为名将此一活动的核心人物余登发及其子余瑞言逮捕。

国民党突然逮捕余氏父子，除了有吴春发的所谓供词外，出示的“罪证”还有余登发记有从日本《朝日新闻》上翻译的“毛泽东语录”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等字样的记事本，以及他在《朝日新闻》有关“结成统一台湾爱国战线”报道上面划的红线。

因此，当局硬将3个半月前宣布侦破的“吴春发案”，与余登发连在一起，被舆论讥为“出乎情理法之外”的荒唐闹剧。

余案引起党外人士的严重关注。

次日，党外人士紧急集会，共同发表“为余氏父子被捕告全国同胞书”，表示：现在国民党当局在全民一致要求改革声中，以莫须有的罪名速捕了素为民众所敬重的余登发先生父子，这种军事统治与特务统治倾向的加强，以及政治迫害的手段，都是我们绝对无法容忍，而坚决反对到底的。

党外人士还齐聚高雄桥头镇的余家，进行抗议示威活动。他们高举“坚决反对政治迫害”、“立即释放余氏父子”的标语，沿途分发“为余氏父子被捕告全国同胞书”，向群众发表演说，数度与治安人员发生冲突，直接对抗国民党的统治，向国民党的“戒严体制”发出挑战。

与此同时，康宁祥等58名党外知名人士也联名致信蒋经国，对国民党逮捕余登发提出“严重抗议”。

这次事件，虽以余登发父子最后被判刑而告结束，但党外人士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大造声势，强烈谴责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迫害行为，争取到不少民众的同情与支持，并且引发了以后一系列“走上街头”活动。

3、台中公园事件

国民党当局对此次党外示威的惩罚措施最后落到了许信良的身上。

1月25日，台湾省政府宣布：桃园县长许信良因本月22日擅自前往台南及高雄地区，为余登发被捕事件游行，废弛县长职务，依据《公务员惩戒法》送请“监察院”察查。

4月20日，台“监察院”通过对许的“弹劾案”，指称许信良“擅离职守，签署污蔑政府之不当文件，参与非法游行活动，并违法助选，证据确凿，均有违法失职之嫌，将予依法弹劾”。随后，该案被移送“公务员惩戒委员会”。

5月26日，党外人士为声援许信良，在中坜市凤仙饭店举行“许信良生日晚会”，吸引群众达2万余人，他们借机演讲，指责当局蓄意迫害许信良，打击党外人士，并现场发售党外政论书刊。当局也派出镇暴部队封锁现场，国民党与党外势力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

6月29日，许信良被“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处以停职2年的处分。

7月28日，20余名党外人士以“中央民意代表党外候选人联谊会”的名义，在台中公园草地上演唱台湾民谣，与民众联欢。

当地治安人员开来消防车，试图用高压喷水枪驱散在场围观的群众。现场一些自称“爱国”的青年人，与支持党外的群众发生冲突，军警借机以“制止混乱”为由，开来镇暴部队制止此次联欢活动。

“台中公园事件”是继“中山堂事件”后，国民党当局与党外势力之间又一次激烈对抗。

4、美丽岛事件的缘起

党外势力在利用一切机会进行“街头斗争”，直接诉诸民众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对传播媒介的掌握。

1979年3月，国民党宣布恢复办理杂志登记。党外人士迅速作出反应，立即开始杂志的筹办工作。

4月，由吴哲朗和陈婉真主办的《潮流》率先登场，但是并未向当局登记，成为30年来台湾第一份自行出版的“地下刊物”。

7月，康宁祥创办《八十年代》，自任社长，由司马文武（江春男）任总编辑。该刊也成为最早向当局登记的党外政论杂志。

刊物的智囊及主要撰稿人为一些大学教授，而参与编辑工作的人，则多属年轻一代。《八十年代》继承了当年《大学》杂志和《台湾政论》的传统，主张参政议政，在论政的主调上也比较温和，它是当时党外“稳健派”的代表刊物。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代表党外“激进派"的刊物——《美丽岛》，该刊于8月创刊，由黄信介任发行人，许信良为社长，张俊宏为总编辑，施明德为总经理，并由包括康宁祥在内的61位党外知名人土担任社务委员，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党外精英《美丽岛》自我标榜为“台湾民主运动的杂志”。

它的发刊词称：

“今年是决定我们未来道路和命运的历史关键时刻，动荡的世局和暗潮汹涌的台湾政治、社会变迁在逼使我们在一个新的世代来临之前抉择我们未来的道路…我们认为，在历史转折点的今天，推动新生代政治运动，让民主永远成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台湾一千八百万人民对中华民族所能做的最大贡献，更是我们新生代追寻的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美丽岛》杂志在封面上印着一幅绿色的台湾地图，配以中文“美丽岛”和英文Formosa(福摩萨)，有意回避“台湾”一词，代表党外势力在“追寻民主”的同时所带有的若隐若现的“台独”倾向。

《美丽岛》创刊后，获得各界支持，一时间气势兴旺，俨然成了党外势力的总司令部。

《美丽岛》也迅速在全岛各地设立20余个分社、基金会和服务处，并以这些分支机构的名义在各地举行群众性的演讲集会，扩大影响。

5、中泰宾馆事件

9月8日，《美丽岛》杂志创刊酒会在台北市中泰宾馆举行。经过精心设计的酒会排场很大，在进入酒会的通道上，一尊大肚子弥勒佛笑口大开，迎接各路来宾，似乎象征着酒会的主调是欢乐喜庆的。

下午3点，酒会正式开始。来宾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要数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副秘书长关中。

这是国民党代表第一次正式、公开地出现于党外政治人士的集会上。关中向酒会的主人客气地致贺，党外人士在发言中也非常克制，甚至在用语上也一改过去用台湾话的做法，纷纷说起了“国语”。

黄信介还带头高呼拥蒋口号，以往集会中常见的那种高昂激情换成了松弛的、和谐的浅谈低语。

但是，场内的平静并不能消除场外的火爆与炽热。

原来，党外宿敌《疾风》杂志社发动的人马，早已在宾馆门前安营扎寨了。他们搬来了桌椅板凳、扩音器材，不停地讨敌叫阵，高喊“处死康宁祥”、“吊死黄信介”、“不消灭党外人士不罢休”。

当有被怀疑为“美丽岛分子”的人进出宾馆时，必会引来电池、西瓜皮、石头的一阵飞舞，双方冲突不断。

好在大批警察闻讯赶来，在会场外布置了警戒线，并拦阻试图冲入会场的人。

下午5时，酒会按原计划结束。由于担心双方发生更大规模的冲突，警方便调动数辆汽车到宾馆门前，希望党外人士坐车离开。

但黄信介等人以“我们的集会是合法集会，我们要正大光明地离开，而不是偷偷摸摸地走掉”作为回答，并准备携带棍棒硬往外冲。

台北市警察局长亲临现场，在会场内外来回交涉，一边劝场外的“群众”不要冲动，一边劝党外人士保持冷静。直到7点多，外面的人群才撤走。

与会者在警察的保护下，排成两行走出宾馆。他们一开始拒绝乘坐警察调来的公共汽车，但当他们行至长春路时，又遭到《疾风》杂志社一方的人辱骂，只得都上了汽车离去。

次日，“警总”发言人表示：

“《美丽岛》杂志是一个合法登记的杂志，他们昨天在中泰宾馆的聚会，事先得到核准，是一个合法的集会，而与会之人的言论，自始至终都没有违法之处，所以他们得到治安机关的合法保护。”

并称“在中泰宾馆门前抗议的青年群众，虽然他们说出发点是爱国，可是他们的行为已妨害了社会秩序，所以治安机关依法取缔”。

“中泰宾馆事件”为《美丽岛》创刊制造了一个混乱的开端。但是，党外人士却从中得出国民党将会在民众的压力下让步的错误判断。

党外势力的斗争策略，明显地朝“暴力边缘”和发动群众参与街头运动的方向倾斜。

6、美丽岛事件经过

从11月起，《美丽岛》杂志社在各地连续举办了十多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屡屡与前来捣乱的“义士”发生冲突。

同时，黄信介的住宅和多处分社，相继遭到一些手执利器甚至手枪的身份不明者的破坏和恐吓，治安当局在接到报案后也未采取有效手段制止。党外人士在紧张之中，也不断进行暴力反击，社会冲突逐渐升级。这一切，都预示着更激烈的冲突和更血腥的惨案的发生。

12月初，《美丽岛》杂志社决定利用12月10日即“国际人权日”的机会，在高雄市举办“世界人权日纪念大会”及游行。大会筹备组向当局申请一次为3万人的集会游行，但被警方驳回。尽管如此，党外势力的主流势力不顾国民党开明派的劝说，及康宁祥等“稳健派”的反对，仍打算如期举行。

9日，台南地区“警备司令部”突然宣布，将于10日开始举行“春元七号冬防演习”，并在包括高雄市在内的南部地区实施宵禁，严禁一切集会。此举显然是为了封杀党外势力的“人权大会”。

这一天，党外人士已经群集高雄，当然不愿理会国民党的禁令。

当晚，《美丽岛》杂志高雄服务处的两名工作人员，在鼓山街头为次日大会作宣传时，遭到鼓山分局警员的速捕，并被殴打成重伤。闻讯赶来的党外人士发动群众，迫使警方放人。此事引起党外人士的强烈不满。

10日早晨，在高雄《美丽岛》杂志服务处门前，搭起临时海报架，上面贴着由党外支部、台湾人权委员会、国际人权联盟台湾工作中心、《美丽岛》杂志社、《春风》杂志社联署的《为一二·九事件告同胞书》，“向国民党军警特务当局，提出最严厉的抗议和警告”。许多民众在海报前观看、议论，气氛十分紧张。

当晚6时，数百名情绪激昂的群众由《美丽岛》杂志社高雄服务处门前开始游行。队伍出发后约10分钟，因原定的集会地点扶轮公园一带已被军警封锁，队伍进不去，便在路口的大圆环处停留，群众也越聚越多。

6时55分，黄信介宣布就地集会，并作了20分钟的演讲。这时，从台北匆匆赶来的康宁祥也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呼吁军警保持克制。

7时多，游行队伍开始原路返回，准备再聚服务处门前。在《美丽岛》杂志社宣传车的引导下，与会者点燃火把，高呼“还我言论自由”、“废除戒严令”、“争自由、争民主、争权利”及“人民万岁！民主万岁！人权万岁！”等口号。

由于各个路口都被警察封锁，游行队伍开始沿瑞源路往鼓山方向行进。队伍在瑞源路口与军警发生了冲突，随后在行进到中正四路、南台路口时，群众又同四周围堵的军警进行混战。这时，围观的民众越聚越多，场面更加混乱。

9时多，游行队伍回到服务处门前。党外人士再度开始演讲前，又与围在这里的警方发生冲突，群众以木棍、火把、砖块、石头、酒瓶等为工具，与冲过来的“镇暴”警察打斗，多数警察保持克制，反而是群众的情绪越来越高昂，党外人士也担心不好收场，开始想办法让群众慢慢平静下来。

张俊宏见群众手中的火炬很多，害怕引起不测灾害，便高喊：“今晚我们已经胜利了，请大家把火炬熄灭”，连喊三声之后，群众手中的火炬才完全熄灭。

10时许，施明德等宣布集会结束，但群众仍不愿散去。

据《台湾时报》报道：此时军警重新整队，并将全部警卫人员、镇暴军和消防车化零为整，由全副武装的部队在前，镇暴车殿后，由大统百货公司门口向服务处演讲场所开过去。

民众见到这种情景，刚刚才平静下来的演讲会场又混乱了起来。

部队一步步推进，民众则情绪激烈一拥而上，冲突再次发生，所有火炬又重新燃起。镇暴部队见状，立刻施放催泪瓦斯，但瓦斯一旦停止，民众又拥挤上来，冲突又继续发生，叫喊、混乱，久久不息。直到12时，群众被驱散，整个街面才平静下来。这便是著名的美丽岛事件。由于事件发生于高雄，故又被人称为高雄事件。

7、国民党当局的清算

据国民党当局称，全天冲突中，共有186名军警受伤，其中伤势较重的有60余人；高雄市长李惟乔则说有82名民众受伤。

第二天，《美丽岛》杂志发表了“国际人权日事件备忘录”，说明事件发生前后的情况。党外人士返回台北后，也于12日下午召开记者会，由黄信介、张俊宏、施明德等对此一事件加以解释和说明。

但是，岛内的各报刊却从事件爆发的次日开始，发动了对党外人士的联合围剿。

他们以整版篇幅刊登由警方提供的现场照片，极力渲染党外势力是“暴徒”，而警方则是“受害者”。

而且他们还在报导中对党外人士采用了不少带有强烈倾向性的用语，如失意政客、狡猾的大狐狸、淫妇、娼妇保镖、长不大等等，将他们描绘成长着三角眼、招风耳、大脑壳，是一些“家庭组织不健全”的人，是“肉欲主义实行家”，“身边有男人而又想着过去的女人”。

13日，警方突然在全省范围内同时行动，对与《美丽岛》杂志有密切关系的党外人士进行大逮捕。

当天，“警总”还查封了《美丽岛》杂志杜及各地分社、服务处。

《美丽岛》主要成员几乎被一网打尽，只有施明德趁其妻、美籍人艾琳达抗拒开门并大声呼叫之机，从二楼跳下；并翻越8道围墙，跑到仁爱路，乘出租车逃脱。

施明德逃跑后，“警总”立即于当天上午10时发出通缉令，悬赏50万台币，在各电视台、报刊广为播放刊登。几天后，赏金提高为100万。

一时间，赏金如上扬的股票一般，至施明德1980年1月8日被捕时，总数已达270万。

在这段时间里，施明德的知名度也迅速窜升，成为传奇人物：他鬼魂般地出没于全岛各地，一会儿驾船，一会儿飞车，一时在台南，一时在台北，警方被弄得疲于奔命。直到25天后，施明德才在台北市汉口街96号被抓获。

1月11日，“警总”发言人宣布，此次事件中，共逮捕102名嫌疑犯，其中37名因犯罪较轻微，已获保释，其他65名在押。另有50名主动向各地警局投案自首者，亦获保释。

对于国民党当局的上述举动，美国方面也作出反应。

1月，“美国在台协会”理事长丁大卫、前驻台“大使”昂格尔等纷纷赴台活动，他们会晤美丽岛事件被捕者的家属，并要当局进行公开审判。

2月初，在国务院的授意下，美国部分著名大学的56名教授发表致蒋经国的公开信，也要求国民党当局对涉案人进行公正的审判。

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内部的保守派与开明派也围绕如何处理“美丽岛事件”发生分歧。

最后，在蒋经国的拍板下，当局确定了采取“以法制暴、以理制惑、以德化怨”，缩小打击面的处理办法。

2月20日，国民党当局宣布，美丽岛事件涉案人黄信介、施明德、姚嘉文、张俊宏、林义雄、林弘宣、吕秀莲和陈菊等8人，将依“涉嫌叛乱罪”送交“军事法庭”进行公开审判，允许记者和家属旁听，亦允许媒体充分报道审判过程；周平德、王拓、张富忠、魏廷朝等33人则以“指挥他人暴行胁迫”等罪送交“法庭”，作正常的司法审判。

4月18日，“军事法庭”作出判决。5月30日，经台“国防部高等复判庭”复判后，整个审判活动落幕。结果，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黄信介被判有期徒刑14年，其他6人则均被判处12年的有期徒刑。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