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中尔甲：雪山上的回响

（受访者提供/图）

过去的三十多年，容中尔甲一直活得像一张绷紧了弦的弓。

从拿起话筒的那天开始，他几乎没停下来过。写歌、唱歌、发专辑，邀请杨丽萍一起做了藏族歌舞剧《藏谜》，拍摄电影《阿拉姜色》，在藏区修建歌舞剧院……很多事都要花好几年才能完成。2025年5月，他的新专辑《天唱》公开发行，这是一张纯藏语专辑，又用掉了他十年的时间。

容中尔甲是第一批从藏区走出来的流行歌手，与同为藏族的歌手尼玛泽仁·亚东、蒙古族歌手腾格尔被称为“高原三星”。1994年，容中尔甲开始在九寨沟民族艺术团担任首席歌手和团长，并于1999年发行了专辑《神奇的九寨》，迅速火遍大江南北。

那几年，容中尔甲密集地推出新作，《九寨情缘》《九寨之恋》《雪域之光》《高原红》等歌曲至今仍在九寨沟等藏族景区反复播放，成为重要的音乐符号。更重要的是，它们是藏族音乐从民歌走向流行的关键之处，这种风格甚至影响了后来从藏区走出来的几代音乐人。

虽然外界将容中尔甲看作藏族音乐的代表人物，但他自己从没这么想过——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喜欢才做”。有些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理想，可容中尔甲的难题却是，他的理想“太多了”。直到《天唱》发行，他才终于觉得，自己想做的事都已经做完，到了该停下来休息的时候。

如今，55岁的容中尔甲大部分时间在成都生活，喝茶、打麻将，偶尔参与一些剧院的工作。最近他学会了掼蛋，正是上瘾的时候。我们见面的那天，他刚从西昌回来，带回了树上现摘的桃子，热情地邀请大家品尝。

“别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我是撞了一次又一次，现在停在南墙根儿底下了，喝茶，掼蛋。”

一张专辑的十年

《天唱》光是录音就录了一年多。容中尔甲对《天唱》的要求高，几乎每一首歌都要重录好几次。每录完一遍，他就回去反复听，把觉得可以再完善的细节做好记录，再进棚重新录，合成之后再听，再找，就这样重复。有时候中途出去演出，或是生病了，就暂停一下，休整后再继续。

他的合作者也是学生旺姆到现在还记得，他们经常在录音棚熬到两三点，没时间出门吃饭的时候，就在棚里吃肯德基。

有一首歌已经录到第四遍，容中尔甲把合成的版本发给旺姆，“你听一听。”旺姆听完觉得很好听，但容中尔甲马上回复，“我觉得还不行。”于是他们又回到录音棚，一句一句地重录。

有时候，旺姆会坐下来，和老师聊几个小时，探讨哪里还能更好。但有时候她也不能理解。“以前我只觉得，只要人声质感好，旋律好听就可以了，因为我的任务就是唱歌，但老师会关注到音乐的方方面面。”

《天唱》共收录了11首曲目，以仓央嘉措的诗歌为核心，用《因缘》《人之烦恼》《心之修炼》《修之悟得》《静之涅槃》五个音乐篇章，讲述了仓央嘉措的一生。录音不是这张专辑最熬人的阶段，与“怎么唱”相比，“唱什么”是更重要的问题。

坊间流传着不少仓央嘉措的传奇故事。有一句传播甚广、充满故事感的诗——“住进布达拉宫，我是雪域最大的王。流浪在拉萨街头，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被用来勾勒他极具反差感的双重身份。

“其实这句是误翻，仓央嘉措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宕桑旺波，后半句的原意是‘在拉萨街头的流浪汉宕桑旺波’。”容中尔甲解释道。

专辑筹备期间，容中尔甲花了很长时间在所有经过的书店寻找与仓央嘉措有关的书籍，大概读了几十本，以丰富他脑海里仓央嘉措的形象。

在很多藏族人心里，仓央嘉措写的并不只是情诗。“情和爱只是欲望的一种，从佛学的角度看，他写的诗是有禅意的。”而当仓央嘉措已经被抽象为社交媒体上的一种文化流行符号时，容中尔甲的兴趣在于，他想要以藏族人的身份，用音乐的方式，来诠释更贴近本真的仓央嘉措。

仓央嘉措在《天唱》里的故事，从《在人间》开始——“在这熙攘的人流中，珍珠般的仓央嘉措，是否刚从这里走过”，到《洁白的仙鹤》结束——“洁白的仙鹤啊，请你借我一双翅膀，不会去遥远的地方，去一趟理塘我就回来。”

讲起这些诗句，容中尔甲没有丝毫停顿。每一首歌诞生之初，都是在他的脑海里先有完整的故事，再进行编曲和演唱。

“《藏不住的秘密》讲的是，布达拉宫的管家为了不让仓央嘉措出去，在他的门口拴了一条藏獒。可是仓央嘉措能与它交流，就跟它说，‘不要把我的秘密说与人听。’他每天下山流浪，藏獒也一直帮他保守秘密，直到有一天他要回来时，发现下了很厚的雪，他就跟老狗说，‘我的秘密藏不住。’”

这让《天唱》听起来更像是一出音乐剧或是传记电影。因此，容中尔甲也期待《天唱》的听众能安静地坐下来，从头到尾地听完这张专辑，从中感受到情绪的变化，和不断推进的故事线。

《天唱》在成都举行发布仪式时，容中尔甲说，要不是已经发布了，他还想继续改。“我有个毛病，就是我听自己的歌时，听的全都是缺点，而且我很清楚哪个地方有问题，所以就很不舒服。”直到现在，他去到酒店、餐馆，或是打车时，有人认出他来，就要放他的歌，他马上摆摆手说，“关了吧，不要放了。”

但他也明白，创作就是这样，始终有遗憾。“所以我还是觉得很圆满，毕竟实现了我的心愿。”

用纯藏文演唱，也是在制作之初就确定下来的。与现在网络上流行的、经过翻译和文学加工后的汉语版本不同，仓央嘉措的原诗在用词上都很朴素，也因为解读的方向各有不同，“翻译过来总觉得差点意思。”

在数字音乐时代，花十年的时间做一张纯藏语专辑，并且希望它能够以完整的概念和节奏被呈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容中尔甲也一早就清楚，这不会是一张符合大众传播逻辑的专辑。“确实完全没考虑传播度的问题，我们定了这个方向，就决定了它不是大众音乐，而是一个艺术品。”

“我自己这样评价可能不太好，”他顿了顿，又接着说，“但我们就是以这样的标准去做的。”

（受访者提供/图）

“允许一切存在”

很多年前，容中尔甲在西藏林芝的一个小县城待了两个多月，住在乡下的一间寺院里，采风和写歌。“乡上的领导一听说我住在这里，就马上反映给县上，县上又反映给西藏自治区文化厅，文化厅就派了个人过来，问我在这干啥。”

他说在创作，对方摆了摆手，“你是名人，万一出了啥事，我们承担不了。你要搞创作，可以，我们在文化厅给你找个办公室，你坐在那写就行了。”

采风是容中尔甲保留至今的习惯。《天唱》也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做采风，他们走遍了藏区的各个角落，录了将近120首在民间流传的小调，也录下了青海湖的水声、孩童的嬉闹声、狗的叫声，这些来自天地的声音，最终都被收录进歌曲里，与旋律交织在一起。

“只有深入体验过当地人的劳动和生活，感受他们的情感，才能真正体会到，这里为什么能产生这样的音乐，和这样的艺术。”

民族音乐与天地相连，坐在办公室里写不出来。在容中尔甲看来，音乐是唯一一种没有隔阂的艺术形态，即便是听不懂的语言，仍能感受到当中的情绪与美。“我们只不过是把它包装起来，但这种音乐本身就已经具备艺术性了。就像我们在采风时收集的那些流传在民间的小调，我不敢说我是作曲家，但至少我写不出来。”

“那句矿泉水的广告语怎么说的来着？”容中尔甲开玩笑说，“我们只是民歌的搬运工。”

1969年，容中尔甲出生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在走上音乐这条路之前，父亲一直希望他能跟自己一样，成为一名老师，“用教育改变一个地区的落后。”他也如父亲所愿，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镇上，教了两年多的中学语文。

后来，文化馆的馆长听说他会唱歌，就来邀请，他向学校打报告申请调动，没成功。这让容中尔甲第一次有了“出去唱歌”的念头。偷偷辞职后，容中尔甲在九寨沟艺术团工作，白天在酒店当服务员，晚上就围着篝火唱歌、接待游客。

最初，促使容中尔甲开始创作的原因很简单。“写《神奇的九寨》的时候，哪儿想过我要把自己的家乡唱红什么的，没有那些想法，就是想有自己的原创作品。当时我们藏族没有流行歌，只能唱民歌。是我们这一批人开始写，才有了流行歌曲。”

发现自己“没歌可唱”后，他也想过找人写，但当时能写藏族流行歌曲的作曲家也不多，大家都是刚刚开始尝试，于是他只好自己动手。

在创作力最鼎盛的时期，他一两个小时就能写出一首歌来。但直到以《神奇的九寨》成名，他都始终对自己的作曲能力持怀疑态度。“不是有个作曲法吗？我就经常在想，我这个东西是不是合法的。”为了确认这一点，他跑到四川音乐学院去进修。

乐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但音乐本身是野生的。容中尔甲只学了半年作曲，他发现他对音乐的审美，他的唱腔和唱法，都无法从学校和专业体系当中习得，这些都是天然的、根植在民族基因里的东西，这种不在任何框架之内的野生感，反而是民族音乐最宝贵的财富。

容中尔甲回忆起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曾经讲过的一个故事。才旦卓玛年轻时因为嗓音条件出众，被送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老师教她唱美声，她一直学不会。后来有个教授跟她说，“你不要跟老师学，他才应该跟你学，你这个唱法他们不会，没法教你。”才旦卓玛这才明白，“原来我们自己的唱法是对的。”

因此，容中尔甲也始终认为，少数民族的音乐就是要“允许一切存在”。不同的风格、演唱方式、呈现形式、包装，都应该被允许。“总是有人说，这个听起来是藏歌，那个不是藏歌，没必要这样，对吧？民间艺术之所以有魅力，就是因为它百花齐放。”

《天唱》也许是他的最后一张专辑，也许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作品”，他付出了真心、努力和时间，自觉能够给自己的音乐生涯一个交代了。他视之为“标杆”，不是藏族音乐的标杆，而是自己的标杆。“其他藏族的音乐人去做音乐，还是要有他们自己的风格。”

走出去的藏族人

2018年，容中尔甲担任男主角的电影《阿拉姜色》上映，他的朋友们去电影院捧场，看到熟悉的面孔以完全不同的样子和身份出现在大银幕上时，他们都觉得很有趣。“一看到我出来，他们就开始笑，前面有人生气了，说你们笑什么笑？”

在老家，没人把容中尔甲当明星看。每次他回去，有人认出他来，就笑着跟他打招呼，像是偶遇一位许久未见的老友。“哟，回来啦？”

藏区给人一种安全感和自在感。生活在藏区的人们，有着共通的语言。从藏区“走出来”的人，最初或多或少都要经历一种来自外部的撞击。这种撞击不仅来源于差异，还来源于藏族文化在外界眼中的小众化和猎奇感。就像藏族导演万玛才旦说过的那样，“你会明显地感到你的文化是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所以孤独感、焦虑感在藏族年轻人中会更加强烈。”

容中尔甲也经历过这个阶段。2000年，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节目组给他打电话，让他去参加。他的第一反应是“我不去，我唱得又不好”。直到导演跟他说，可以报销来回飞机票。他没坐过飞机，也没去过北京，听到这里才答应下来。“我想着过去唱一首歌，被淘汰了之后就去看看天安门，看看长城。”

在北京五棵松的一家宾馆里，房间住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歌手。有人在彩排室唱歌，容中尔甲就过去听，听完之后跑去跟导演说，“他们比刘欢唱得还好，我明天唱完歌，后天去天安门和长城照个相，大后天我就回家。”

算上容中尔甲在内，四川一共来了6个人。第一轮比赛结束后，要淘汰100个人。晋级名单就贴在酒店大厅，其他人招呼他下楼看结果，他不去，要收拾东西准备走。结果只有他一个人留了下来。

宾馆住着的人越来越少。每次张榜，他就下楼看，每一次都有他的名字，一直到最后一轮。容中尔甲拿到了那届青歌赛业余组通俗唱法银奖和最受欢迎歌手奖。

民族声音的远扬被寄托在一代又一代“走出去”的藏族歌手身上。九年之后，容中尔甲的学生旺姆经历了相似的剧情——她鼓起勇气去参加了《星光大道》。她没想到自己能一路过关斩将，拿到冠军。在总决赛上，因为人手不够，本来是去当观众的容中尔甲，最后在舞台上帮她转转经筒。因为要钻进里面去一直转，出来的时候，他头晕了，整个人背对着观众。

2009年，“藏地新浪潮”的说法开始在电影圈流行。以导演万玛才旦为旗手，囊括了拉华加、李加雅德、旦巴才让、久美成列、《阿拉姜色》的导演松太加等一大批藏地导演，共同为藏地电影带来了新的美学风格和范式突破。

在万玛才旦拍出中国影史上首部藏族导演拍的纯藏语电影之前，藏地电影大多是以“他者”的视角展示奇观，被宏大叙事和符号化的景象所包裹。后来崛起的这批藏地导演，虽然风格各异，但共同的特点都是“贴地”，讲述发生在自己故乡的真实故事。

藏族音乐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潮流。这几年来，有人找到容中尔甲，希望他能牵头，带领新一代的藏族音乐人，将民族音乐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我想确实应该这样做，可我真的没有精力了。从这两年开始，我是真的感觉到自己累了，这其实挺可怕的，但我也没法逼着自己去做。”

《天唱》MV剧照（受访者提供/图）

“我就是那只乌龟”

2005年，容中尔甲开始做歌舞剧《藏谜》，邀请了舞蹈家杨丽萍合作。演员都来自藏区，完全零基础，从山里各个地方被挑选出来，再一起前往昆明，进行为期两年的封闭式集训。

“有个人本来是在街头弹唱的，后面待了一段时间还跑了，说家里有事，老师给他钱让他先回家，然后他再也没回来。”旺姆回忆道。容中尔甲给了对方路费，还多给了几千块钱，让他买几把琴回来。

除了歌舞演员来自当地，容中尔甲还找了老家的农民朋友，来负责道具、灯光、音响、服装等工作，由从北京请来的专业老师负责教学，有很多人连汉语都听不懂，更没见过舞台。杨丽萍一开始很不理解，说他“不尊重艺术”，北京来的人更头疼，跟他抱怨，“老师，你开什么玩笑？”

“我说你放心教吧，这些孩子都很聪明的。”容中尔甲给他们介绍，这个是画唐卡的，那个是石匠、砌墙的，那边那个是银匠，都厉害得很。“你先教，教不出来我就再去找。”

画唐卡的小孩儿负责的是舞台灯光控制，学了一段时间后，他把原本贴在转盘上用于提示功能的英文标识全部撕掉，换成自己画的贴纸，有的是石块，有的是牛头。灯光老师有点生气，跑去找容中尔甲告状，“我没法弄了，你自己负责吧。”

当天晚上就要演出了，容中尔甲问年轻人，“你全学会了？有把握吗？”对方很自信地说没问题。“结果他演出的时候一点儿都没出错。他们都服了。”

容中尔甲做《藏谜》的初衷，是想要做一出原生态的、民间的歌舞表演，给更多人展示真正的藏族艺术。除了人员，其中的音乐、舞蹈元素，器乐和舞美道具，也大多来自民间。“我只不过是把它搬到了舞台上，排了队形，结合了灯光音效，但是音乐、舞蹈动作和风格，都是最大限度地保持原生态。”

电影《阿拉姜色》也是一样。这个故事的灵感来自容中尔甲。他的一位小学老师，买了头小毛驴驮着行李，和他一起从四川阿坝到拉萨去朝拜，走了三年。返回家乡的时候，他把毛驴寄养在了拉萨，直到去世都再也没有见过毛驴。他把这个故事讲给导演松太加，松太加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个灵感转化为后来呈现在大银幕上的故事：女主人俄玛在重病之际，因为前夫的一个梦，执意踏上了前往拉萨的漫长朝拜之旅。

在容中尔甲看来，《阿拉姜色》虽然取材于藏文化，但真正讲的，是全世界都共通的人性与情感。“藏区没有那么神秘，也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人就是有七情六欲，有信仰，也有坏的一面。”

《阿拉姜色》拍摄期间，容中尔甲在四姑娘山景区盖了一所影院，就取名为“阿拉姜色”，也展出一些电影中所使用的道具。与过去修歌舞剧院的初衷类似，为了给自己的作品“造一个窝”，“也算是我自己的一个收藏馆，我觉得这样是对自己的作品负责。”

容中尔甲有两个剧院，都是标准的大型歌舞剧院。一个在九寨沟，2007年《藏谜》全国巡回演出结束后，就在剧院进行固定演出。另一个在四姑娘山，为来往的游客演出当地歌舞剧目。当初被他从山区带出来的人，现在大部分都留在剧团工作。

他开玩笑地把这些产业定义为“投资行为”，只不过都失败了而已。聊起这个，他的语气反而轻松，“一分都没赚回来，现在还亏着呢。”

在房地产行业最赚钱的那几年，有朋友邀请他投钱进来，可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歌舞剧院应该怎么弄。旺姆现在还记得，演出间隙他们在车上休息，容中尔甲找工作人员要了笔，就在卫生纸上画剧院的草图。

采访结束后，容中尔甲先行离开。一直坐在一旁的旺姆说，“老师经常跟我们说，在意得太多，会丢掉心里最本真的东西。”

如今，容中尔甲也到了不断回头看的年纪：一开始步履很是轻盈，发现自己能唱歌、爱唱歌，就从中学辞职，一步步从学校晚会，唱到越来越大的舞台；渐渐地，他成为大家眼中的代表人物，背负上了某些责任，就在这种责任感与自我兴趣之间，找到能让他持续努力而不觉辛苦的交叉点。

《天唱》做完，他觉得自己没有遗憾了。“如果要说遗憾，那就是我天赋太差。”他想了想，补充道。

容中尔甲羡慕别人的天赋，与他同一代的歌手亚东，还有他的学生旺姆，在他看来都比他天赋更高。“有一句话叫‘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艺术是完全反过来的，没有天分就搞不了艺术。我经常想象，如果我有亚东的嗓音，我还能做怎么样的音乐。最痛苦的事是我能想象，但我表达不出来。”

“但是我是最努力的。就像龟兔赛跑一样，我就是那只乌龟。”说到这里，容中尔甲眯起眼睛来，跟旁边的同事开玩笑，“再给乌龟整点茶喝吧。”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张嘉琦

责编 杨静茹